一、选题的背景、意义

在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者看来，理想的翻译应该是透明的，翻译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接触原作，译者应该竭力避免翻译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准确理解并再现原文的意义。然而，随着翻译在当代国际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对翻译研究的越来越深入，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解码和编码过程，而是涉及原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往行为。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怎样忠实的译本，永远只能接近，而不是等同于原作。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他解释道：“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译学界有两篇论文值得注目。一篇是美国学者让·帕里斯（1961）撰写的《翻译与创造》。帕里斯在其文章的一开头提出了两个问题：在把一部作品从一种语言转变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时候，作品的性质有没有被完全改变？在完成作品语言的转化过程中，译者有没有违背、或至少是损伤原作的艺术和精神？然而，在比较分析了原作和译作的性质之后，帕里斯得出的结论是：“我确实认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译者，一个未知世界的译者。他赋予这个世界一个明确的、一个可以感觉到的表现形式。对艺术而言，发现甚于创造，……译者是一件艺术作品的共同创造者，而艺术家则是现实的创造者。”“译者用他自己的语言做着诗人同样的工作，要花同样的努力去塑造同样的形象，构建同样的韵律。努力的结果有时候并不尽如人意，但我们毕竟可以从中看到，翻译并不是一件雕虫小技，它确确实实是一种创造。” 

如果说，帕里斯向我们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价值的话，那么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在其论文《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中竭力论证的就是文学交际中“创造性叛逆”的价值了。埃斯卡皮是从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上考察文学交际中的“创造性叛逆”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达、传达，它就被“叛逆”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文学作品使用的是通用的交际语言，这种语言带有一整套的象征，包含着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所以它不能保证每一个创作者都能准确无误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生动的现实。埃斯卡皮把文学翻译中的这种“叛逆”称为“创造性叛逆”，因为这种“叛逆”给原作注入了新的生命。 

在我国翻译界，谢天振教授是最早注意到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特征的学者。谢教授结合文学翻译的过程、接受与传播等问题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句话击中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要害，提出了一个极富建设性的课题。谢教授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因为在这种“创造性叛逆”中，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和变形等现象表现得特别集中和鲜明，并指出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有译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这三个方面。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 

董明根据描述性翻译理论，在其著作《翻译：创造性叛逆》中从语言和非语言的角度对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广泛的探讨，对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对目标语的语言、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和贡献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研究。（董明，2006） 

此外，许钧教授指出，在传统的翻译观念中，译者的身份被定义为“仆人”，而“叛逆”又成了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在“忠诚”与“叛逆”的两极，译者陷入了难以独立的困境。其论文《“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试图在这两极中找寻翻译的主体性，为其确立提供理论的支撑。（许钧，2003） 

刘小刚是谢天振教授的学生，他在其博士论文《创造性叛逆：概念、理论与历史描述》和著作《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与跨文化交际》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深度阐释。后者针对目前创造性叛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跨文化交际的视野下，采用理论阐发与历史描述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描述了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内涵、创造性叛逆在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形态及其在译语语境中的文化意义，从而进一步引发对跨文化交际的内涵、方式、准则等方面的思考，将“创造性叛逆”与跨文化交际、翻译主体、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联系起来。（刘小刚，2006；刘小刚，2014） 

三、课题的研究内容及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难点及预期达到的目标

本文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框架，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以唐诗《长恨歌》为语料，分析比较许渊冲和杨宪益夫妇翻译的两个英文版本，从形式、文化、语言三方面对其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阐述，以说明无论从形式、语言还是文化层面，译者的“创造性叛逆”都使得译者在文学翻译中造成不必要的信息缺失，也融入了译者的创造性，使得每一部译作都有其自身鲜明的个性特点。